1979年3月8日,接到上头任务委派，独自一人率先前往航空航天驻疆研究所，那里有一群前辈正在隐姓埋名的奋斗着，愿我浅显的知识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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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9月10日,路鸣同志与王国强同志等人到达大漠,他们都说我瘦了些。我很高兴,我的伙伴们与我一同来跟着前辈们奋战了，我仿佛已经预见了我国航天航空事业蓬勃发展的那一天。
未来会有载人航天飞船吗？我相信一定有,为祖国选择进入太空的人是英雄,为祖国甘愿隐姓埋名研制载人航天飞船的人，也是英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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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10月26日,与路鸣同志,以及几位地质勘探队伍的同志们一齐前往作业处进行安全检测,偶遇一条身长五尺、通体漆黑的蛇先生。
我素来怕这些东西,但又不想在路鸣同志面前暴露弱点，故而只好咬牙让路鸣同志先走。谁承想她竟两步三步上前,将那条蛇卷作一团扔了出去，事罢还边拍手边看着我，问我是不是害怕，我连连摇头。
（路鸣:……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怕…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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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9月30日，一位前辈在国庆节前日驾鹤西去，这位前辈从十几年前就扎根在了这里,隐姓埋名至今，就连儿子结婚也没有回去,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故去了。
前辈不仅是学术界的巨人，更是一位生活上的智者，犹记得他拍着我的肩膀与我说,“人这一辈子，不光要为自己而活，更多的是要为脚下这片宽广的土地，和风吹麦浪时故乡田园的秋凉而活。”此话我至今深刻在心。
他离去时我不在身边，只听另一位前辈说，他弥留之际遗留的话只仅仅一句，“‘军歌应唱大刀环，誓灭胡奴出玉关。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’”
他选择将自己的尸骨埋在这片黄沙大漠里，从那以后，航天航空驻疆研究所的地下，就多了一位长眠于此的守护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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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6月14日，与王国强等几位同志凑钱租了一台天文望远镜，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交连成线的星座，我回来与路鸣同志说，她一开始没回答我，后来又忍不住开口道，等她捐助的那所希望小学建起来了，她也要奢侈一回，去租一次天文望远镜。
我问她为何要不遗余力地资助她人，她回答我说，“‘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’，当自己通过读书见到了更大的世界后，就不忍心再去看那些年幼的孩子一猛子扎进贫困无知的泥潭。每个人都长了眼睛，可是不认识字的人，就永远都是瞎子。”
我心感愧疚，从那以后，我也将除去了必要开支后的薪水，全都匿名捐给了希望小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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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8月13日，启程回北京了，从新疆到北京的列车要坐上七天七夜，沿途风景绮丽，先是一望无际的大漠，再是一片生长地极为挺拔的胡杨林，夜间温度骤降，算是理解了何为“早穿棉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。”
祖国的风景，真是哪哪儿都好。